胡服騎射——趙國換個胡服,為何就能強大到與秦國掰手腕?考古得出全新解讀

戰國時期,列國為了在大爭之世中圖存求霸,紛紛走上變法之路,然而唯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成功也最為徹底,這也使得秦國從「諸侯卑秦」的邊陲小國一躍成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

但,我們今天要說的並不是商鞅變法,而是讓人略感困惑的胡服騎射。

胡服騎射是趙國的變法主題,與魏、楚、韓、秦等國的變「法」不同,趙國的胡服騎射並不涉及政/治、經濟改革,而是單純的軍/事變革。

《史記·趙世家》曾載:「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字如其意,趙國的改革核心有兩點:穿胡人短衣窄袖服飾和建立騎兵建制。

單純就軍事成就而言,趙國的胡服射騎取得了脫胎換骨般的成效。

據粗略統計,從趙國被周天子冊封諸侯的西元前406年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西元前307年,趙國主動出擊他國20次,勝負參半,趙國強敵環伺的四戰之地窘境並未得到改變。

然而胡服射騎僅僅推行一年之後,趙國就猶如開掛一般,據史料記載:「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寧羨,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二十一年,攻中山,取丹丘、華陽、鶴之塞。王軍取部、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

到西元前296年時,趙國不僅滅亡了中山國這個困擾趙國近百年的心腹之患,而且開始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擴張,多點開花,「攻韓,至魯關下」,「擊齊,齊王敗走」,「攻魏幾,取之」,「攻魏房子,拔之」,「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

在山東諸國畏秦如虎,割地求存之時,趙國儼然成為秦國統一天下的勁敵,公認的二號強國。對此,戰國時人曾發出「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強于趙」,「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的感慨。

就連虎狼之師的秦軍,在面對趙軍之時,也占不到多少便宜,長平之戰雖然取勝,秦國卻也付出了「秦卒者過半,國內空」的慘痛代價。在隨後的邯鄲保衛戰中,趙國不僅擊潰了圍城的秦軍和趁火打劫的燕軍,還反攻打到了燕國國都。

所以,在攻伐趙國之時,秦國不得不屢屢採取離間計這種暗黑手段,調離廉頗、除掉李牧,才最終完成了一統天下的宏願。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換了個胡服的趙國,就能強大到與商鞅變法的秦國掰手腕?

過去我們將主要的關注點都放在了「胡服+騎射」上。的確,相比于傳統的車兵和步兵,騎兵具有速度、越野和攻擊力的絕對優勢,常被譽為古代的「坦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發展騎兵,畢竟,華夏服飾寬袍大袖,並不適合騎乘戰馬衝殺。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趙國雖然組建了獨立建制的騎兵部隊,但此時的騎兵還處于戰爭發展史上的童年階段,局限性很大。在趙國的主要兵種排序中,騎兵仍然位列步兵和車兵之後。《戰國策》在評價趙國實力時仍冠以「今趙萬乘之強國也」,而沒有用騎兵多少來作為軍事實力的象徵。

騎士的訓練緩慢,而戰馬的蓄養更是昂貴。中原馬僅適合挽駕馱載,用于騎兵作戰的良馬均需從遊牧區購進。漢朝傾舉國之力所訓練的騎兵也不過十余萬。此時國土僅為天下七分之一的趙國,即便在趙武靈王時代,所能組建的騎兵不過萬餘騎。

據史書記載,西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時,「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銳卒和自搏戰」已充分說明,此時的40余萬趙軍仍然是步兵占了絕對主力,就連主帥趙括突圍時帶的也只是步兵而已。

更大的問題在于戰馬的補充,上文提到,騎士的訓練週期長,但戰馬的補充難度更大。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時,14萬馬匹損失了11萬,漢朝不得不規定只有中家以上的子弟才有資格成為騎兵。什麼叫「中家子」?據《居延漢簡》記載:中家,須有田五頃,馬五匹,牛兩頭,牛車兩輛,馬車兩輛,宅一區,奴婢三人。

所以,趙武靈王的軍事變革,絕非穿上胡服騎上戰馬就能讓趙國戰力變強這麼簡單。

事實上,胡服騎射的背後,是趙武靈王「百金之士」兵制的推行。所謂「百金之士」,即「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這是中國歷史上募兵制的雛形。

戰國時代,列國普遍實行義務兵制,士兵出征需自備車馬衣著,就連秦軍也不例外。湖北省雲夢出土的戰國末期秦國士兵黑夫和驚的家書,記錄了秦滅楚之戰時,普通秦軍士兵向家裡索要錢財和衣物的內容。

所以,早期魏國的軍事改革和後來的商鞅變法,均在義務兵基礎上增加了獎勵機制。比如魏武卒一旦中選,可以免除全戶的搖賦和田宅的租稅,而秦軍則直接把軍功與爵位掛鉤,這種做法對于激發士兵戰力發揮了明顯作用,以至于秦軍作戰時「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唯恐落後。

但相比免徭役和進爵,趙國「百金」獎勵的刺激作用顯然更為直接。史載,趙奢從邯鄲統兵救閼與城(山西和順)時,「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算下來一日行軍接近200裡,甚至超過了魏武卒。李牧在對抗匈奴時,靠「百金」頃刻招募到5萬士卒。

不僅如此,趙國募兵的范圍還擴大到了遊牧區。早在變革初期,趙武靈王在原陽設騎邑,胡服騎射第二年,趙武靈王命「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致其兵」,即招引、招募的意思,這種招募自然也是有償的。

趙國對胡兵的招募,也得到了考古發現的佐證。

在農耕區和遊牧區交界地帶的蔚縣代王城、宣化小白楊、涼城毛慶溝早期戰國墓葬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量泡飾、連珠飾以及鹿、馬、虎等動物牌飾的諸胡文化遺存,表明此時趙國北部區域仍為遊牧族群所盤踞。

而到了戰國中期的墓葬群中,上述地區考古發現的器物組合、形制以及埋葬習俗已與邯鄲趙文化核心區相同,這也印證了趙武靈王時代北滅中山、西略胡地的記載,表明此時原本盤踞在忻定盆地一帶的遊牧族群被趙國驅逐。

但到了戰國中晚期墓葬時,忻定盆地、岢嵐縣窯子坡、內蒙古和林格爾土城子卻發現了兩種不同文化族群交錯的情況,如發掘的涼城水泉27座戰國墓葬,有7座是南北向的帶有木制葬具的墓葬(農耕),有20座為東西向的帶有牛羊頭骨的墓葬(遊牧)。原平還一次出土了2180枚刀幣,2223枚布幣。

戰國晚期這種奇特的墓葬現象,凸顯的正是大量胡人應募進入趙國成為「雇傭兵」的歷史場景。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匈奴相邦印」,經考證出自戰國晚期的趙國,所折射的也是趙國與昔日宿敵匈奴微妙的「合作」關係。

可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並非僅僅改進了軍事裝備和作戰方式,而是有著與商鞅變法軍功賜爵異曲同工的變革舉措。

只不過,秦國優勢在于坐擁關中和成都平原兩大產糧區,故而秦法重農抑商。而趙國的優勢卻在于「重商輕農,仰機利而食」,商業的異常繁榮為趙國提供了募兵所需的靡費。

但可惜的是,冷兵器時代的戰爭歸根結底比拼的是人口和糧食的儲備,趙國的胡服騎射雖然實現了軍事上的突飛猛進,但這種優勢卻未能同步應用于農業發展,一旦戰爭週期延長,趙國府庫不足的劣勢就會瞬間凸顯。

秦趙長平大戰相持達三年之久,家門口作戰的趙軍卻出現了「趙無以食,請粟于齊」的狀況,就是一大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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