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廣島原子彈,從投放到爆炸僅43秒,美軍轟炸機如何逃生?

二戰核武器第一次被應用

核武器自問世以來,便注定是引人注目的一個焦點。它憑借著毀滅性的殺傷力成為人類的噩夢,遭受著眾多質疑與非議,但同時又充當著人類的保護傘,以自身的威懾力抑制著世界級戰爭的爆發。也正是因為如此,核武器的研發與廢棄一直都是國際爭論較大的一個問題。原子彈作為最廣為人知的核武器, 在人類歷史上僅有兩次被運用于實戰,分別是二戰中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的「小男孩」與「胖子」。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小男孩」,它是一種鈾槍型炸彈,爆炸威力大約是14000噸三硝基甲苯(TNT)當量。當時的廣島生活著28萬至29萬左右的平民與4.3萬名士兵,僅在爆炸當日就有8.8萬名死者,在后續四個月內,大約有9萬到16.6萬人死于此次核彈爆炸。據美國能源部預計,在爆炸發生后的五年時間,喪生人數將超過20萬,而廣島市則估計炸彈本身的威力以及受核輻射影響引發的各種放射病直接或間接造成了23萬余人死亡。

原子彈轟炸后的廣島

美國空軍飛行員保羅·蒂貝茨與羅伯特·A·劉易斯駕駛著波音B-29超級轟炸機執行了這次歷史性的任務,并且在爆炸發生時迅速撤離安全返航。我們都知道,蘑菇云是原子彈爆炸的標志,沖擊波在爆炸中心附近地面的反射與負向的抽吸作用致使地面掀起巨大塵柱,上升的塵柱和煙云相銜接,便形成了高大的蘑菇狀煙云。原子彈巨大的爆炸范圍與其所產生的的沖擊力足以毀滅一個城市,那麼當時投彈的美軍轟炸機是如何逃生的呢?

蘑菇云

「大爆炸的地獄」

曼哈頓計劃

「曼哈頓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秘密研究的核武器工程項目的代號,于1942年6月開始實施,一個月后就成功進行了全球第一次核爆炸,并且制造出兩顆最終被用于實戰的原子彈。

1939年10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收到了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德國成立研究發展核武器委員會的可能性,告訴他們德國或許已經在進行開發核武器的實驗。美國人立即感受到了緊迫感,開始制定系統的核武器研發計劃。

羅斯福

到了1944年,除了納粹德國以外,共有來自西方各國一流大學與工業研究實驗室的6000名科學家與工程師參與了此次研究。領導曼哈頓項目的主要負責人是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主要研發機構是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為了保證項目工程的安全性與隱秘性,該研發場地設立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沙漠中。

愛因斯坦與奧本海默

曼哈頓計劃中還涉及了許多私人公司,其中最主要是杜邦公司,幫助制造了炸彈所需的鈾與各類組件,這些核材料在華盛頓漢福德區與田納西州橡樹嶺的反應堆進行處理。鼎盛時期的曼哈頓項目在美國37個工廠共雇傭了13萬名工作人員。

1945年7月16日,黎明之際的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黑暗并未完全褪去,伴隨著一聲巨響,第一枚核彈成功試爆。沙漠上崛起一朵蔚為壯觀的蘑菇云,五十英里外的房屋窗戶都被震碎了。

原子彈的誕生無疑于是人類戰史上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標志著可怕的核武器時代的到來,其后續發展深深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國際局勢。冷戰時期,洛斯·阿拉莫斯研發中心的間諜克勞斯·福克斯向蘇聯提供了有關核計劃的信息,幫助蘇聯在1949年前研發出了自己的原子彈,核武器不再是美國獨有,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進一步確立。

廣島之殤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勢力的壯大,戰爭局勢一度被扭轉。在原子彈爆炸前兩個月,同盟國便擊敗了德國,只剩下日本仍在負隅頑抗。盡管已是窮途末路,但軍國主義洗腦下的日本誓要血戰到底,甚至喊出「一億玉碎」的口號。為了迫使日本投降,針對日本本土打擊的戰爭迫在眉睫。

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軍事顧問警告說,在日本登陸后的陸地戰爭將導致美國武裝部隊中成千上萬的士兵喪生,通過常規戰爭迫使日本投降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杜魯門對此的回應是,若日本執意不投降,那就「立即將其徹底摧毀」,并授權了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議。

杜魯門

歷史最終記錄下了這一重大事件:1945年8月6日,廣島上空,一架B-29轟炸機投下第一枚原子彈,該裝置以12500噸TNT的力量在城市爆炸,直接摧毀了整個廣島市。70000座建筑物遭受破壞或摧毀,其中約有48000座被夷為平地。在廣島發生爆炸后的幾個月時間內,大約有14萬人遇難,包括當日殞命、重傷不治以及受放射性物質影響中毒死亡的不同群體。

廣島幾乎被夷為平地

僥幸逃過一劫的幸存者們在回憶起這場難以忘懷的經歷時,都仍然心有余悸。一位日本歷史學教授在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時說道:「我看到廣島消失了,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驚,當時的感覺,我現在仍然無法用語言形容。

爆炸后我見過許多可怕的場面,但是遠不及我低下頭看到空無一物的廣島更令人恐懼,以至于我無法表達自己的感受……如果一定要形容,那就是‘廣島不存在’,對,那就是我所看到的——‘廣島根本不存在’!

「除了幾棟鋼筋混凝土建筑外,什麼都沒剩下了……」另一位幸存者八谷道彥醫生描述道:「若不是散落到處的磚瓦,這座城市已經和沙漠無異。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我所看到的東西的話,那就是‘毀滅’。但實際上,我根本找不到一個或是多個更確切的詞語來形容我的感受。」

日本作家大田洋子在作品中寫下這樣的文字:「我走到一座橋上,看到廣島已經完全被夷為平地,我的整顆心宛如一股巨浪般顫抖著,慌不擇路逃跑的人們仿佛踩踏在了我的心上,令我無比悲痛……」

原子彈爆炸中受傷的日本小孩

廣島淪為了一個「大爆炸的地獄」,它大大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覆滅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傷亡與經濟損失,讓原子彈的威力第一次真正呈現在世人面前。1945年8月9日,距離廣島原子彈時間僅僅過去三天,第二枚原子彈于長崎爆炸,日本政府最終宣布投降。

「埃諾拉·蓋伊的逃生」

執行任務的B-29轟炸機小組

大名鼎鼎的「埃諾拉·蓋伊」,便是美國當時派出執行廣島任務的B-29轟炸機的名字,是以機組飛行員保羅·蒂貝茨的母親埃諾拉·蓋伊·蒂貝茨命名的。1945年8月5日,準備執行首次原子彈飛行任務的B-29轟炸機由蒂貝茨接管,他在后來的回憶中提到了飛機命名的緣由:「我的母親對我影響很大,她的安靜與自信從小時候起就一直是我的力量之源,尤其是在我決定放棄學醫成為一名軍事飛行員的那一時期,父親并不支持我,她卻在我身邊說道:‘我知道你能行的,兒子。’」

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B-29「埃諾拉·蓋伊」

B-29又稱「超級空中堡壘」,載重量極為強悍,飛行速度也是美國眾多轟炸機中首屈一指的。當時的B-29飛行小組由12名士兵組成,其中保羅·蒂貝茨是主要飛行員與指揮官,羅伯特·A·劉易斯是副駕駛,西奧多·范·柯克則是飛機的導航員。此次轟炸任務的主要目標是廣島,小倉和長崎則是替代目標。

B-29轟炸機飛行小組

8月6日,蒂貝茨駕駛著「埃諾拉·蓋伊」從北馬里亞納群島的北菲爾德起飛,距離目的地日本廣島約有6個小時的飛行路程,并伴有另外兩架攜帶相關儀器的B-29跟隨飛行。

當人們談論起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時,總會傾向于問飛行員們一個問題:「你當時看到了什麼?」

作為B-29「埃諾拉·蓋伊」上的導航員,柯克理所當地表示,當然是清晰地觀看到蘑菇云。親自完成原子彈投放后,他們在日本東南部五英里高的地方,得以近距離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的來臨。

飛機駕駛員蒂貝茨也在晚年關于此事的媒體采訪中回憶道:「奧本海默并沒有事先告訴我原子彈的破壞性,只有拉姆西博士說它將以2000噸TNT的力量爆炸,要知道我從聽說過有人看到過這種場面,我有預感這將是一場巨大爆炸……投下原子彈后我們聽到了爆炸聲,沖擊波正快速向我們襲來。我事先在所有飛機上都安裝了加速度計,用來記錄原子彈的爆炸速度。第二天,我從科學家那里得知了關于他們在此次實踐中所記錄的一些數據,據說原子彈爆炸時我們的飛機離它有10個半英里。」

「我看到了蘑菇云,它剛出現時像地獄一般黑,后來漸漸光和別的顏色,白色的、灰色的……從上面看起來像一顆折疊的圣誕樹。」

廣島原子彈爆炸產生的星云

當采訪人員問:「您知道下面發生了什麼嗎?」蒂貝茨回答說:「我認為最好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那就是‘在一秒鐘內,廣島市就不存在了。’」

廣島任務結束后,埃諾拉·蓋伊安全回國,于下午2時58分降落在機場。大量人員聚集在此地觀看飛機的返回,除軍方外還包括媒體記者與攝影師。三天后在長崎投放下原子彈「胖子」的名為「Bockscar」的B-29轟炸機也順利完成任務,如今這兩架飛機分別存放在美國的兩家博物館,安然無恙。

保存在美國博物館的兩架轟炸機

決定命運的155度

廣島原子彈爆炸相當于16噸TNT,總毀滅半徑約為1.6公里,爆炸導致的大火燃燒范圍大概是11平方千米,美國人預估廣島市被摧毀的面積是12平方千米,而日本方面的統計則更為具體,廣島共計69%的建筑物被摧毀,爆炸隨之而來的大火燒死了約7~8萬人,占城市總人數的30%。

面對如此威力巨大的原子彈爆炸,飛機為什麼能夠安然無恙,逃出生天呢?

首先,飛機的逃生距離與時間經過了嚴密的計算。從萬米高空下落的原子彈最終到距離地面五百五十米爆炸至少需要43秒的時間,這個時間內撤離都是安全的。只要飛機在43秒倒計時結束前飛到距離爆炸地點十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就基本安全了。

其次,美國方面確定了精確的逃生路線。投下原子彈后,B-29轟炸機立即掉頭以155度的姿勢反方向飛行,這是最安全的轉角度數。

機組成員在研究投放方案與逃生路線

另外,這架 B-29轟炸機的機組人員都是美國空軍萬里挑一的精英,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與穩定的心理素質。他們在執行此次廣島原子彈任務前,曾經經過了長達數月的嚴苛訓練。蒂貝茨在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的練習中,以40秒的時間去要求自己,在真正執行任務時,他不假思索就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與動作,飛機在43秒內離開了危險區域。

最后一點也是B-29轟炸機本身性能出類拔萃。它是當時美國航空技術的巔峰,是為運輸原子彈而專門經過改裝的數十架飛機之一,不同于二戰中其他的任何轟炸機。拆掉了大部分的遙控炮塔,只保留了尾部的機槍,以此達到減輕自身重量的目的。飛機的逃離過程中爭分奪秒,這一系列改裝都是為了讓飛機更加靈活,速度有較快的提升。

從投放在爆炸僅僅43秒,飛機是如何段時間內逃生呢?飛機的轉彎半徑是找到遠離炸彈爆炸的最佳方向的關鍵,根據飛行員蒂貝茨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飛機在撤離時采用了特殊的155度轉向。

兩次原子彈任務中的飛行員在握手

曼哈頓計劃的工程師計算出,沖擊波會在距離目標8英里的地方摧毀B-29。由于飛機以6英里的速度在目標上空飛行,機組人員必須盡可能地遠離目標。

飛行員只需要轉到155度,然后直起身子加速。在這個方向上,飛機的尾部會直接朝向爆炸點,并且會直接加速離開。

用厄爾·約翰遜的話來說便是「飛機的轉彎半徑使它與機組人員所知道的爆炸點有一個‘新的角度’。因此,他們是在 ‘逃離 ’自己轉彎半徑加上已知的爆炸地理點造成的新位置,而這個位置原來是一個大約155度的轉彎。」

155度轉角圖示

看似簡單的離開其實暗藏玄機,在面對這種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時,任何步驟都是需要經過精確規劃的,一點點疏漏就有可能危及生命,飛行員要在以秒為計算單位的時間里盡可能遠離爆炸。

駕駛B-29安全撤離的蒂貝茨在采訪時詳細描述了有關飛機逃生的記憶:「我想問奧本海默我們在投下原子彈后如何保命,我告訴他我們此前在歐洲和北非投下炸彈后便徑直飛行撤離了。他警告我說:‘你不能直飛,因為爆炸時你正位于山頂上,沒有人會知道你在哪里。’我當時好像明白了什麼,他告知我必須利用物理學原理去躲避不斷擴大的沖擊波,向切角方向飛行。」

「奧本海默接著仔細地向我闡述了這個原理,并且告訴我如何去操作。他說我需要盡快快地旋轉155度。為此我進行了足夠多次的投彈,在投下炸藥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需要40~43秒才能轉成155度。我盡快回到了溫多弗,然后坐上飛機繼續我的練習。

我飛到了25000英尺的高度,并且嘗試更陡的轉彎,盡可能在40秒內將其拉回原處。這時候機尾晃動得很厲害,我都擔心它會折斷,但我并沒有放棄。我一直在反復練習,直到我能夠穩定在43秒內完成一切操作,直到真正去執行任務的那一天的到來……」

B-29轟炸機投下原子彈

為何要以155度的姿勢反方向飛行?

當原子彈脫倉后,受慣性影響,它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原速度與飛機一同飛行,所以這個時候飛機只能反方向逃離現場。至于為什麼不能180度轉向直飛,是因為經過精密計算, 超過155度后飛機的速度就會受到影響,安全性大大降低,在高速撤離的過程中做出180度轉向容易導致機身解體。除此之外, 在以155度飛行時,沖擊波會首先波及機尾而非機頭或是發動機,這也將飛機的受損度降到了最低。

在確定了155度角轉向后,機組人員也就開始具體計算逃離時間。B-29的最大時速是每小時574千米,每秒飛行距離約為159米,43秒能夠飛行約6856米,也就是說B-29在43秒內以每小時574千米的最大速度可以飛到7千米左右,投彈后飛機立刻轉向155度,拉開了與爆點的水平距離,并且為了轉向與提速進行了一定俯沖。通過演算來看,這一時間是足夠飛行員駕駛飛機逃生的。

后來在長崎投放第二顆原子彈「胖子」時,飛行員也是如法炮制了這一方法,盡管受到了天氣與沖擊波的影響,最終仍然順利完成任務。

正在被運往B-29的原子彈「胖子」

值得一提的是,核彈一般都是都帶有降落傘的,而且這個降落傘重量很大,能夠有效減緩其降落速度。關于廣島投放的原子彈是否攜帶了降落傘至今存在一些爭議,廣島原子彈事件的一名幸存者——原田春夫,在其畫作中描繪了裝置著白色降落傘的「小男孩」緩緩降落的場景,也有許多幸存者都在后來的回憶中提到原子彈上有降落傘。但考慮到降落傘的漂移角度較大,容易影響投彈精度,也有大量持反對觀點的人表示這種說法并不可信。

原田春夫的畫作,爆炸發生時他年僅10歲

「原子彈下無冤魂」

B-29「埃諾拉·蓋伊」的飛行員保羅·蒂貝茨去世時已是92歲高齡,而導航員西奧多·范·柯克是機組人員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于2014年去世,享年93歲。他們終其一生都沒有為投下原子彈后悔,并且認為這是盡快結束戰爭的最有效途徑。

當被問及對于核戰爭的看法時,蒂貝茨對此表態:「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消滅那些敵人,我從未對于投下原子彈而后悔。我們的所作所為并不是為了該死的戰爭去殺害那些無辜者,如果報紙只是報道‘你殺了那麼多平民’,那是那些人身處此地的不幸。」

晚年的保羅·蒂貝茨

而當有人問起柯克,如果知道廣島爆炸的后果,是否會再次選擇參與,他這樣回答道:「在同樣的情況下,我會再做一次。我們當時陷入戰爭已經五年了,而我們的對手,是以永不屈服、從不接受失敗而聞名的。僅僅用簡單的話語難以談論戰爭與道德,在戰爭中,我們很多時候都別無選擇。轟炸德累斯頓、巴丹死亡游行、偷襲珍珠港是道德的嗎?我只相信,一個國家在戰爭中,必須有勇氣去做一些事,必須以最少的生命代價獲得勝利。」

持同樣態度的還有唯一一位參加了兩次對日本原子轟炸的飛行員查爾斯·斯韋尼,為了駁斥一些日本右翼人士的極端論斷,他曾經公開發表過一場名為《 原子彈下無冤魂》的著名演說:「別忘了,日本首先發動了侵略戰爭,我曾經親眼觀看過關于大屠殺的紀錄片,里面詳細地展現了日本士兵是如何殘害了那麼多手無寸鐵的普通人,他們對此就沒有憐憫與同情了嗎?這兩顆原子彈就是警告,也是日本侵略者應該付出的代價。」

結語

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之所以做出投放原子彈的決定,是因為他深信此舉能夠縮短不必要的戰爭,從而挽救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的性命,也能夠阻止日本進一步深陷軍國主義的泥潭,對日本士兵和民眾也是也是有益的。

不過,二戰結束后乃至今天,世界關于美國對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行為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關于使用原子彈的必要性以及其道德含義,反對者提出了這樣的質疑之聲:「若是對付歐洲人,美國會采取如此迅速的行動嗎?這其中是否涉及到了種族主義?美國為什麼不可以在一個無人島上爆炸一枚核彈以展示其強大威力,而是直接摧毀了兩個人口密集的城市?難道已經不能采取其他方式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了嗎?」

廣島的「慘狀」

盡管關于廣島與長崎的兩顆核彈爭論沒有休止,但毫無疑問的是,原子彈的運用永遠地改變了世界戰爭的性質。二戰時對于日本廣島與長崎的轟炸是唯一使用核武器的時刻,但在未來,核戰爭是否會再次爆發,我們不得而知。受制于核武器的威懾力,國際沖突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對峙都帶有一定克制性,若是世界大戰再次爆發,那將是可預見的人類無法承受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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