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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后，蘇聯作為戰勝方，俘虜了約60萬日本關東軍戰俘，一時間，如何處理這些戰俘成為了一個問題。思來想去，戰后同樣元氣大傷的蘇軍決定將其中身體尚強健的日本戰俘輸送到西伯利亞地區進行勞動。
硝煙落地，日本戰俘和蘇聯士兵之間的政治隔閡依舊存在，但是文化觀念上的融匯和碰撞令苦寒之地獨具人情，最使人納罕的是， 當日本戰俘在西伯利亞勞作之時，居然出現了不少蘇聯女兵向其「示愛」的情形？
1945年8月9日，蘇聯遠東地區150萬名紅軍向著東北的關東軍發動了閃襲，原本就斗志消散的日軍不堪一擊，60多萬關東軍轉瞬間淪為了蘇軍的戰俘。
彼時， 蘇聯雖是軍力強盛的戰勝國，但是在二戰中男性軍人依舊死傷慘重，因為兵源不足，在短時間內甚至招募了大量女兵，這些颯爽佳人將最好的青春投身于戰場，在坦克手、飛行員、狙擊手、專業間諜等崗位上頗為出彩。
二戰一結束，蘇聯內部一個較為尷尬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男性勞動力嚴重不足。于是，1945年俘獲了這一批關東軍戰俘后，蘇聯方只考慮了片刻，就決定利用這一批日本勞力，去開拓艱苦寒冷的西伯利亞地區。
縱然百般厭惡仇恨，但較之坑殺毒害等有損國際聲譽的做法，征為苦力顯然更為「仁慈」——至少大多數關東軍戰俘一伊始存有這種僥幸心理。他們被塞進了「悶罐」火車，先從西伯利亞出發，到達了莫斯科東南400公里處的的118戰俘所。
不是所有的戰俘都有資格去「建設」蘇聯國家的，在此之前，需要對這群「罪惡的戰犯」進行勞改和遴選。
這所位于坦波夫城的戰俘所同樣寒冷刺骨，進入各個勞改所之前，勞改所所長首先要對關東軍戰俘門進行為期三周的檢疫隔離。每一個戰俘都有自己獨屬的序號，憑此序號去吃飯、洗澡。
浴室就在寬敞的院子里，戰俘們需要將腋毛、頭髮、腿毛、胡須等毛發全部剔除干凈，將衣服放入干燥爐內殺菌消毒，才可以邁入浴室洗澡。如果戰俘們度過檢疫隔離期（只要沒有傳染病，一般都會安全度過），就要接受蘇聯方的「勞動前審訊」。
審訊的內容多為個人思想關，即本人有無反蘇反共的黑歷史，有沒有強烈的「反動」意識，一旦在審訊過程中發現戰俘參加過反蘇反共的活動，這名戰俘就會被立刻移送到懲罰收容所接受嚴刑懲戒。
如果在陳述個人過往經歷時，審訊官沒有發現反蘇反共的劣跡，那麼戰俘們將直接被投放至勞動環節。
戰俘營會將這些俘虜當作勞工，派遣到各個企業中去，一句當地各類企業團體的需求，將戰俘營的俘虜當作勞役，各個企業團體依照蘇聯勞動規定計算薪資，這些薪資先交給戰俘營，待到將戰俘的照明、瓦斯和燃料費、餐費都扣除以后，剩下的才會發給俘虜們。
這些戰俘在西伯利亞大多從事采礦業工作，可大多數廠礦企業并沒有為安置這一批數量龐大的戰俘而事先準備，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這群人曾是軍人，必然具備野外生存的能力，于是將他們扔到了荒野地帶，只督管他們上工。
至于這群關東軍戰俘的應對之法，也只好是擠在賬篷、窩棚，或者是腆著臉去一些簡易農房里面借住。關東軍戰俘們平日里需要完成礦上的任務，細碎的閑暇時間還要聚在一起修建住所、廁所和廚房等一些必要的生活設施。
當年成為蘇軍戰俘，后來又被蘇聯勞改營遣返回國的清水芳夫多年后終于公開回憶了初到西伯利亞的情形：「我們住的是窩棚——半地下式的，從1946年的1月一直住到了8月，這些窩棚用原木修建，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很有些年頭了。」
蘇聯方當時剛剛結束戰爭，國內經濟依舊處于疲乏不堪的境況，本國的平民尚且難以過冬，能分給這批日軍戰俘的，只有棉襖和氈疙瘩，這摸起來尚算厚實的裝備要一直穿到第二年的春天。
清水芳夫仍記得那一段極其惡劣的日子：「西伯利亞的冬季常有暴風雪，厚實的冬衣在外面走一天，棉襖濕透了，氈疙瘩上面業滿是雪花，我們的裝備是獨一套的，絕沒有多一套歡喜的，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排著隊去干燥室烘干衣服。」
彼時，戰俘們最羨慕的就是從事伐木的工人，因為當他們收工之時，每個人可以扛一根高壯的白樺樹，回家劈柴取暖。 饒是如此，一個冬天過去，依舊有不少本就身體虛弱的戰俘被餓死、凍死、病死。
西伯利亞茨塔沃戰俘所關押了將近1500人，但是1946年的冬天過去，500多人死于極寒和疾病。
因為死亡人數過多，使得原本儲備的勞力損失，于是原本擔任戰俘所所長的蘇聯軍官也被送進了勞改營。
然而，這一個冬天過去，到底有多少日本戰俘死在了西伯利亞呢？這是一個尚不確定的數字，蘇聯官方1946年給出的數據是5.5萬人次，但后世無論是蘇聯還是日本都認為這個數字大為保守，所有經歷過那個冬天，且最終活下來，得以遣返回日的軍官都稱那是「地獄」。
二戰之后，因為男性軍人死傷慘重，于是女性開始活躍在軍政和重要崗位上，地廣人稀的西伯利亞也是如此，女性軍人、喪偶[少.婦]、喪父孤女的數量是當地存活的男性軍人的兩倍有余。
于是乎，60萬男性日本戰俘接洽的蘇軍長官尤以女性為主。一開始，蘇聯的女兵們極度厭惡這些戰俘，軍人本就具有強烈的榮辱羞恥觀，日日受到姿容秀麗的蘇聯女兵們輕蔑的嘲諷，常有戰俘忍到拳青硬，臉龐通紅，也不敢吭一聲。
蘇聯女兵們閑暇時會聚到一起討論各國的戰俘。「德國的那群俘虜心眼最多，眼珠子滴溜溜的，一有機會就逃跑。」「意大利的那一群不也是，花言巧語、嬉皮笑臉，一直和我們搭訕。」「那群日本人倒是裝聾作啞的。」
在押送途中，歐洲戰俘們大多語言相通，因而會特意和蘇聯女兵們拉近關系，以期女兵們對其放寬管制，伺機逃跑。相反， 黃皮膚、小眼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卻從來不逃跑，這「安分」的日本戰俘很快就吸引了女兵們的注意，將其定義為「聽話的戰俘」。
直到日本天皇生日，平日里悶不吭聲的關東軍戰俘常有舉刀剖腹自盡的。對此，蘇聯女兵們敬佩其高傲者有之，但更多的是為其血腥殘忍的「獻祭」舉動而皺眉。
1945年11月，當第一批日本戰俘被押送到坦波夫市前兩日，列車內負責巡視工作的蘇聯女兵瞅見了日本人帶的羽毛枕頭、毛墊、厚實的棉褲棉襖、暖和的棉質睡衣等等物品，只是輕蔑地笑了笑，但終究是好意提醒道：「好好享受你們的東西，不久就用不上了。」
日本戰俘們不知所云，從女兵的表情和體態語勉強可以判斷出大意，但多數人誤以為是到達坦波夫市將收檢他們的私人物品，對視一眼，沒有作聲。
然而，令日本戰俘們萬萬沒有想到，當列車們一打開，蘇聯市民，尤其是年輕美麗的女市民們便一擁而上，緊緊地「擁抱」住了日本戰俘們。
正當不少日本戰俘們或面紅耳赤地用日語婉言推拒、或稍稍詫異后便熱情回抱之時，少部分人發現，他們身旁地大包小包被車站的孩子們大搖大擺地拎走了！彩照、顏料、畫筆、調味料、枕頭、毛墊通通不見蹤影。
等到他們迷糊糊地從身材高挑的女市民懷抱中抬起頭、解放身體后，這才發現，他們幾乎連褲子都不剩了。在整個車站的大笑聲中，縱然惱怒，竟也無從發作，再加之多數人不懂俄語和英語，更是雞同鴨講。
然而，在勞作中，日本戰俘們就不再像押送過程中那般老實沉默了，不少日本戰俘喜歡同會說會笑的蘇聯女軍官嬉戲，更別說期間還有懂得俄語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憑借和蘇聯女軍官言嬉之誼，可以干輕松的活，吃精細的面包，在溫暖的小木屋里面喝上兩口伏特加。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一些原本木訥的日本戰俘也「開竅」了，會請求泥煤場附近的小男孩幫忙，送小禮物、阿諛奉承，美名其曰，搞好蘇日「友好關系」。
等到了夏天，少數日本戰俘們更是荒唐，眼見著監管、看守的軍官都是女兵，就借口天氣炎熱，光著身子，在礦口亂跑，彼時15歲的看守鮑里斯·斯維里多夫曾回憶道：「他們像小孩一樣，手腳并用，在礦上互相戲弄，經常嚇得我們的女孩子捂著眼睛尖叫。」
在蘇聯女兵中，甚至有傳言，這群荒唐的日本戰俘的行李箱里面藏有橡膠娃娃，即用來自慰的性偶，但是這些東西在車站被一搶而空，所以才惹得他們成日里總喜撩撥蘇聯女兵們。
在這些單方面的撩撥中，也有一些蘇聯女兵，尤其是女看守在成日的相處中，和其中學識、品貌都較為出色的日久生情，從而大膽示愛這些戰俘。
鮑里斯·斯維里多夫曾回憶自己當女看守那段時間，一天，一個日軍少校找到了他，請求他和戰俘營中另一名女看守——維拉調換一下夜班。維拉身材高挑勻稱，皮膚透白，金發碧眼，笑起來卻別具東方含蓄韻味。
鮑里斯·斯維里多夫雖然才15歲，就已經明白了一些男女之間的小密事。他一開始表示了拒絕，因為隨意換班被上頭知道了絕對沒有好果子吃，他推拒道：「這是不被允許的。」仿佛在說換班一事，又好似在勸誡他們的愛情。
可那個日本少校懇切地望著鮑里斯·斯維里多夫：「求求您了，讓我和維拉在一起吧，她已經同意和我結婚了。」鮑里斯·斯維里多夫明白，維拉早前就有意這名日軍少校，他突然就可憐起了兩人：這畢竟也是愛情啊。
于是他同意了，可誰知第二天，滿臉郁色的日軍少佐就將維拉送了回來，并且罵了一句臟話。此后，這個日軍少佐就再也沒有糾纏過維拉了，并開始在戰俘營里惡劣地傳播流言：歐洲女人不適合日本男人。
自然，這其中又有著被德國戰俘嘲笑身材矮小、眼睛短窄的緣故。然而，雖然日本戰俘被德國戰俘嘲諷「配不上高挑的歐洲女人」。
但是在整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年代，蘇聯女軍官比起成日里和寡婦廝混的法國戰俘，喜好十幾歲女看守的德國戰俘，她們對日本戰俘勉強算是觀感稍好。
一些十幾歲就進入軍營，且至1946年左右已有三十多歲，仍未婚配的蘇聯女軍官平日里接觸最多的就是這群戰俘，偶爾有一二男性同事，也多成家立業，有兒有女。軍營枯寂，再加之一些日軍戰俘有意為之，不少蘇聯女軍官會暗示日軍戰俘，可以共存一段露水姻緣。
何謂日軍戰俘「有意為之」？一方面，日軍戰俘和德軍戰俘多數有意較量，德軍戰俘喜歡和年輕嬌美的女看守廝混，并借此對日軍戰俘上身到人身攻擊，嘲諷其身高、外貌等等不討蘇聯女人歡心。
在這種變態的異化環境中，不少日軍戰俘會有意在執掌實權的蘇聯女軍官面前顯露自己：身強體壯、通曉俄語、頭腦聰明……以此來博得一位在戰俘營中有地位的女軍官情人，從而使其在日軍戰俘、德軍戰俘中擁有實在話語權。
另一方面，從1946年12月起，蘇聯開始分批遣返日本戰俘，頭兩年遣返的日本戰俘數量較少，所有的日本戰俘擠破了頭想要從蘇聯女軍官那里開到一張證明，好早日回到日本和家人團聚。
怎樣才能開到證明？很顯然，能夠遣返回國的那批人，必定不是挖煤挖的最認真的那幾個，要想從蘇聯女軍官，尤其是位高權重的女軍官那里開到遣返證明，要學會討女軍官歡心。
蘇聯女兵在世界上都赫赫有名，二戰中，蘇聯共有89萬婦女參加了紅軍，其中更是有一半到了前線服役，許多部隊更是清一色的「娘子軍」，甚至還有三分之一的女紅軍配備了迫擊炮、自動步槍和輕重機槍等武器。
雖是戰俘，但是同為軍人，二者雖此間地位天差地別，但終有話可聊。蘇聯女兵中有30萬婦女在防空部隊服役，擔任對空防御任務，婦女們甚至還參加了游擊隊，負責擾亂敵人的后方、切斷補給線，是真正的戰士。
對于熱情開放的俄羅斯民族而言，夜晚時分，召一個日軍戰俘到小屋里喝喝烈酒，聊一聊過往，袒露一下從軍以來擔任坦克和飛機駕駛員的艱難和趣事，夸贊女軍官的英雄勛章，調融氣氛，再干柴烈火地睡上一覺，也沒什麼不可以的。
但對于日本戰俘來說，這就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只要「伺候」好了蘇聯女軍官，就可以順利回國。
雖然蘇聯彼時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女多男少，但是女軍官多的是可以挑選的余地，在二戰中，蘇聯空軍有三個飛行團有婦女組成，其中587轟炸機團、586戰斗機飛行團、588夜間轟炸機團等令人聞風喪膽的女兵飛行團大大提高了蘇聯女兵，乃至蘇聯女性的社會地位。
作風頑強的蘇聯女兵之所以選擇和戰俘歡愛，更是喜愛那一種「錢貨兩訖」的爽利感，畢竟饒是蘇俄，對于女性的桎梏仍然存在，女軍官亦是如此。
而在戰俘營管理局下面同樣設立了勞改所，每個勞改所主要的管理人員有所長1名、政治部主人1名、勞動主任1名、軍醫官1名。這些管理人員中也不乏女性，她們負責戰俘的勞動培訓、勞動分配、生活起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等。
因而，能和勞改所內的女軍官打好關系正是這群日本戰俘在西伯利亞能夠生存舒適的基本保障，給主管勞動分配的女軍官送點巧克力，就可以去溫暖的室內工作，或從事農務工作。如果莊稼長得好，還可以收成馬鈴薯，獲得食物。
當然，最好的工作是前往軍官家中，幫他們丟廢棄結凍的生活廢水，這個工作輕松且較體面，還可以從軍官夫人那里獲得食物。
給生活起居的女軍官一些進口的小物件，可以分到相對干凈溫暖的住所，在碰上不順意的舍友時，還以為請她調換，這期間的油潤關系自是大有講究。
更不提戰俘的勞動薪資微薄，扣除高昂的餐費和其他費用后所剩不多，只有一部分具有特殊技能（科學、商業、文化藝術）的戰俘，才能夠真正領到勞動薪資。若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日軍戰俘成日里抽好煙、喝好酒，不用懷疑，他在軍中一定有一個背景良好的女軍官情人。
